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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五十七章 傲慢的代价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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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康认为,对于教会来说,就有个关键问题:教会内的各种教义、规则,到底是目标,还是手段。

曾经,公教教会面对这个问题,思路是十分清晰的,知道这些具体措施都是为了更高的目的。然而到了后来,他们却好像集体出了问题一样。

如果只是党争,反而好解释,但教会几百年间在东亚的表现,都一直处于智力没上线的状态。

如果说教士们是因为对不同文明的傲慢,那就没法解释在其他地方的表现了。当年在南美洲,教会反而不是这样。

西班牙的教士常年致力于反对迫害美洲土著,要求禁止屠杀、虐待的行为,甚至反对强迫土著人改宗。在道明会修士们的推动下,1537年,教宗颁布通谕,正式确认印第安是“理性人”,宣布他们有自由和财产权,也有皈依教会的权力,应当以和平的方式向他们进行宣讲。

在此基础上,教士们继续在世俗政权中活动,试图阻止殖民者对于当地人的剥削和奴役。在他们的推动下,1550年,查理五世下令停止西班牙人在美洲的进一步军事扩张,同时组织教士和学者进行辩论,探讨征服的合法性。辩论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举行,因此也被以这个名称命名。

巴利亚多利德辩论是欧洲历史上,第一次关于土著人权利和待遇的讨论,也是少有的国家层面的理论探讨。

一些教士认为,尽管印第安人存在一些野蛮习俗,但那是因为他们社会所处的文明阶段不同,这些人依旧是自然秩序中的自由人,法律地位不应比欧洲殖民者低下,没有理由受到他们的征服和严酷管制。这些理论受到君主主义者的支持,获得了很多拥护者。

但当时,一批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则对此持反对意见。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有大量反自然的罪行,是不可接受的,应该通过包括战争在内,任何可能的手段加以制止。同时,这些人的行径也证明他们无法管理自己,所以需要殖民者来进行统治。这一派的观点则得到了殖民者的支持,与前者针锋相对。

双方最后谁也没说服谁,但教会的倾向十分明显,并且对社会造成了影响。1556年开始,国王就下达敕令,严格控制关于美洲的作品出版,禁止国内讨论征服的正义性问题。一些教士的笔记被专门下令封存,也禁止他们编纂新的书籍,造成社会上的思想动荡。

此外,国王甚至想了个办法,颁布了新法令,宣布今后不准再用“征服”这个词了,双方都得拿“和解”代替。只是这种改敏感词的行为,还是没能控制住社会上的舆论汹涌。

最后,1573年,国王干脆下达命令,禁止进一步的征服。虽然这种命令也管不住大西洋对岸,但闹到这种程度,已经说明事情有多离谱了。实际上,哪怕在美洲凶名赫赫的征服者首领,都有人和后方支持殖民的学者通信,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论支持,来坚定信心。

杀人抢钱的事,居然还能引发道德谴责,甚至让殖民者自己都迷茫了,开始反思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,需要进行辩经来梳理。这在后来的一些殖民国看来,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吧。

而更晚兴起的耶稣会,在这方面比他们还激进。发现通过游说上层无助于解决问题之后,一些神父甚至跑进林子里,开始带着土著人和殖民者作战。最后,有的殖民地干脆宣布所有耶稣会成员都是不受欢迎的人,免得他们整天制造麻烦。

但是,在东亚,这种情况却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上百年的时间里,教会都处于一种想去找他参与反殖民运动的案例,都找不到的状态。

甚至,非要说清朝是个异教国家,不配帮忙,也可以,那你去参与反清也行啊——结果,这方面一样也找不到。

而且,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中原,东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,甚至表现得更直白。法国与越南全面交战时,越南天主教徒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法国一边。南方的天主教徒直接响应法军,“多有乘势吓扰平民,又或结伙为洋守御及探报者”;在北边,法国传教士和军官也扶持起当地天主教徒造反。

这一通折腾下来,等于告诉所有东亚人,信洋教的就是站在洋人那边的,就是不可信。这种作风,也毫无疑问会引发排斥。

而真正推上风口浪尖的,是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。比如清末,塞里斯民众就一直不理解,洋教的育婴堂到底在干什么。这地方大量收养婴儿,但婴儿的死亡率又高得惊人。民间对此揣测频出,但毫无疑问,大家都认为这事太过邪乎,不像是个正经宗教会做的。因此,也成了后来报复性仇杀的导火索。

而这些教士到底在干什么呢?

按照教义,如果引导一个人敬奉天父,那么进行传教的教士,也能得到天父的赞许。当一个新的灵魂通过洗礼仪式,加入教会,施洗的教士也会同样收获一份功德。

但是,传教是一件辛苦又危险的工作;而已有的教徒,确实会让新生子女直接受洗,但这些人所属明确,早就被各个教区瓜分完了。

这种情况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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